极目新闻记者 姚赟
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4.7万余件。从卫星遥感精准定位排污点，到多地联动共治大江大河，检察机关通过系列举措解决了一批污染痛点和治理难点。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 来源：最高检
全国两会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接受极目新闻专访，他深度解析《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制度突破，详解了检察机关在流域治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等领域中，如何寻得法治最优解。
2025年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4.7万余件
极目新闻：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制定。这部法律的出台，将如何解决目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痛点？
徐向春：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是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法治化、制度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实现检察公益诉讼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是检察公益诉讼最初确定的“四个法定领域”之一，2025年共办理该领域公益诉讼4.7万余件，占比最高、类型最丰富、社会影响最大。
检察公益诉讼法出台，有利于构建科学完善的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规范体系，更好地服务美丽中国建设。比如，检察公益诉讼法坚持保护优先原则，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修复保护公益为首要目的，有利于凝聚生态环境执法司法合力，最大限度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规定检察公益诉讼立案条件，为准确把握监督入口关提供法律依据，确保检察履职“不缺位、不越位”；对检察机关调查取证作出系统规定，明确具体手段和程序，助推解决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难等问题；配置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各方举证责任，明确执行程序，并规定了检察公益诉讼的调解、执行和解等制度，为探索完善生态环境修复配合机制提供法治保障。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配合做好立法相关工作，认真研究法律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启动制定、修改相关司法解释，加大指导性案例编发力度，确保检察环节统一、准确适用法律。深入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助力绿色低碳发展专项监督活动，聚焦水污染、非法倾倒固废、矿业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检验监测造假等问题加大办案力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调查取证等机制，凝聚生态环境法治合力。更加注重发挥“四大检察”融合履职优势，完善与审判机关、公安机关、行政机关等协作配合机制，筑牢生态环境法治屏障。
检察机关“一体化”履职，破解流域治理难题
极目新闻：2025年，在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跨区域检察协作已成为常态。如何破解“上游排污、下游遭殃”造成的治理难题？
徐向春：流域水环境问题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因涉及区域范围广、问题复杂、行政监管职责交叉，治理难度大。检察机关坚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紧盯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区域协同不力、部门联动不足、执法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持续攻坚。
一是聚焦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系统办案。2025年3月，最高检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流域水环境治理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以长江、黄河、珠江、海河、辽河等流域重要支流为重点，针对水污染防治、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领域突出问题加大办案力度，助力提升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
二是深化运用检察一体履职机制。充分发挥最高检、省级检察院监督层级优势、管辖范围优势和统筹协调优势，采取上级检察院立案、下级检察院同步办案的“大兵团”作战模式，上下一体履职，打破区域壁垒，推动全流域联动、多部门协同治理。最高检针对珠江流域水环境治理问题以公益诉讼立案，调度地方检察机关聚焦采矿和尾矿库污染、城乡水污染、农业养殖污染、船舶污染等重点问题办理公益诉讼2575件，有力推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携手整治。
三是加强执法司法跨部门协作联动。深化与行政、司法机关等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协作配合，完善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推动构建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治理格局。最高检会同水利部建设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平台，联合部署黄河流域水生态保护等专项行动，守护黄河安澜。各级检察机关针对流域水环境受损问题，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督促协同作用，通过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形成执法监管合力。
四是健全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最高检定期举办检察机关服务长江、黄河国家战略专题会议，务实深化检察协作。各级检察机关依托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健全完善跨区域线索移送、管辖协调、调查取证协助等机制，着力解决办案联动性不足等问题。比如，流域下游检察院发现跨区域行政公益诉讼线索，依法移送上游检察院受理，对方未依法及时处理反馈的，可由共同的上级检察院提级办理或指定管辖。
平衡“开发”与“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极目新闻：近年来，涉动植物资源破坏、外来物种入侵的案件频发。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如何平衡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物种保护”的关系？
徐向春：资源开发利用和动物植物资源保护同属于检察公益诉讼中法定资源保护领域，一直以来是检察公益诉讼关注和办案的重点。资源保护与开发并非对立，其核心在于坚持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通过法治手段平衡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中处理“资源开发利用”和“物种保护”的关系时，重点把握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对物种资源的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对野生动物资源尤其是鸟类资源的破坏方面。动物资源具有资源属性和财产价值属性，对可能危及濒危物种生存繁衍，不利于生态平衡的非法猎捕活动要坚决打击禁止。2025年，为加强鸟类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中开展保护鸟类野生动物专项监督活动，对非法猎捕、运输、销售、食用鸟类等全链条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监督，立办公益诉讼案件1600余件，制发检察建议400余件，起诉300余件，成效良好。
二是生态保护中的人兽冲突问题。伴随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野生动物数量不断恢复、活动范围不断增大，人兽冲突问题也日益显现。检察公益诉讼办案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手段，监督行政机关履行其预防和救济的公共服务职责，督促建立健全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制度，让受损的群众得到合理补偿。如青海检察机关在督促整治三江源地区野生动物致害行政公益诉讼案中，通过督促国家公园管理部门等行政机关设立警示标志、监测棕熊等野生动物活动轨迹、建立相关应急预案，促进落实野生动物肇事责任保险制度落地等，及时保障了受害群众获得补偿，有效缓解了矛盾冲突。
与此同时，检察公益诉讼还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物种保护”工作。
一是督促落实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科学空间管理机制。2026年实施的《国家公园法》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内划定核心区与一般控制区的分区保护制度，该分区保护制度是实现生态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平衡的有力指引。检察机关将在办理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中，依法进行公益诉讼监督。
二是从督促规范驯养和繁殖角度平衡动植物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动植物资源并非禁止开发利用，而是要在打击利用非法来源、非法经营等行为外，规范野生动物的利用方式。检察公益诉讼将积极谋划跟进对野生动植物驯养繁殖监督，促进依法繁育、科学管理、合理利用。
三是坚持预防与修复并重。外来入侵物种防治是动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的重点课题，检察机关近年来关注并办理了一系列诸如互花米草、松材线虫、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外来入侵物种公益诉讼监督案例，成效良好。在资源破坏后的修复方面，除对违法行为人刑事责任追究、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公益诉讼监督外，还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手段追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并监督其用于直接修复或替代性修复。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监督，可推动建立各类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补偿-修复”的良性循环。
卫星遥感精准取证70余处，助力珠江流域水环境治理
极目新闻：“数字检察”在生态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快速检测等技术是如何融入检察监督的？这种“空天地一体化”的监督模式对证据收集带来了怎样的质变？
徐向春：现代科技是各行各业创新发展的新动力，也是推动检察公益诉讼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检察机关积极构建以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快速检测等新技术为代表的“空天地一体化”检察公益诉讼技术支持体系，为检察官精准、高效办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随着现代技术与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深度融合，调查取证等工作也呈现科技化、数字化特征。
一是线索发现智能化。最高检建设全国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一大批成熟模型上架平台，各级检察机关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应用模型批量发现类案监督线索。广东省佛山市检察院构建水环境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覆盖城乡水污染等多个场景应用，发现线索45条，立案39件，推动实现由点到面、从个案到类案治理。
二是证据固定高效化。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具有案情复杂、专业性强等特点，特别是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案件涉及面积大、空间广、要素多、时序长，仅靠检察官实地勘察，难以高效查明案件事实。最高检运用卫星遥感技术集中对70余处非法网箱养殖、河道采砂等问题调取证据，为珠江流域水环境治理专案成功办理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调查手段科技化。公益损害问题成因复杂，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调查取证。最高检加强公益诉讼检测实验室建设，推动市级检察院实现全覆盖，力求因地制宜、功能互补、区域共享。广东省韶关市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采矿案中，检察机关利用卫星遥感、重载车辆运行轨迹等数据，“以点锁车、以车寻点”，精准追溯非法采矿区域和矿石加工厂，并结合快速检测、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查明矿石种类和数量。
四是办案模式协同化。河北、陕西等地检察机关积极推动公益诉讼检察指挥中心平台建设专业配资网，实现线索统一管理、人员统一调用、资源统一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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